1933年，红军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中央再派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围攻国民党第19路军。第19路军是一支有着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第19路军在闽西、闽中与东方军的交战中连吃败仗，蒋光鼐、蔡廷锴等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积极“剿共”的命令，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是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并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第19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所以才想跟共产党合作。
 
当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第19路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第19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的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第19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发生，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第19路军接触，在第19路军承诺若干条件后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第19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第19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进行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第19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第19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由此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第19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第11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第19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与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第19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
 
后来，蒋介石派兵进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第19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