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战乱时期，有一群书生在路上逃亡，正是大夏天，他们又饥又渴，看到路边有一棵梨树，众人上去哄抢，只有一个人不动，别人问他为何不吃，他说：‘梨树无主，我心有主。’后来这个人成了元朝国子监的大学士。事虽小，自己能把握住，也就是修身了。”
　　这是“许衡不食梨”的故事。讲故事的人是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的创始人、监事长，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听故事的人是大午集团的全体干部和业务员。
　　借历史故事来让大家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孙大午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了，因为从《论语》中得来的这个道理，他已经讲了十几年。 在中国企业家中，孙大午是非常独特的一分子。当无数中国企业家希望从韦尔奇、沃尔顿那里借鉴管理方法时，孙大午却一直在向两千年多前的孔子学习管理智慧，乐此不疲。
　　他从1992年起就把《论语》变成了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每个月开会，他都为员工讲《论语》中的一两句话，联系历史故事、日常生活和最近的工作，引导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这个月讲“君子周而不比”，下个月讨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97年的时候，他在企业里建起了敬儒祠，孔子手持书卷，屹立正中，左右两边分别塑孔子的徒弟子贡和子路的像，他们后面的墙壁上大书一“仁”字。初一十五的时候，常有员工和附近的村民自发来敬儒祠致敬。
　　2005年，企业员工增加到1,000多人，每月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学习《论语》已不太现实，他又给每个员工发了一本《论语》。那个时候，正是西方的管理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风靡全国的时候，刚刚出了第二版，中国的经理人几乎人手一册。孙大午却坚持着“先学做人，再学做事”的想法，怎么做人，没有比《论语》更合适的“教材”了。
　　他还将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写进企业文化，这在中国企业家中独树一帜。
　　“我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实践者，也是儒家文化的受益者。”孙大午这样告诉我们，神情笃定：“最大的一点受益是，人们因德得利，企业的发展很健康，也很快。还有一个受益是，人们的精神面貌非常祥和，知道孝顺父母，知道对子女负责，并进而对社会负责。”
　　孙大午并不是特例。日本著名的实业家涩泽容一在他的《论语与算盘》一书里，大力反对所谓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容的观念，以自身的行动证明，“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并告诫其他企业家，“真正的谋利而不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话，那么就绝不会持续久远。”孙大午并不十分了解涩泽容一，但他用22年的时间证实了相同的结果：“企业办了22年，我觉得中国文化用于企业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企业之所以能健康地发展，儒家文化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它跟西方的管理也是相通的。”
　　道德经营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取。由此延伸出来的道德经营，是大午集团最核心的价值观。在孙大午看来，这样的价值观，也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价值观。
　　孙大午说：“我的企业文化是在自由生活中自然产生出来的道德文化。我在挖掘民间的道德资源的时候，发现了最能得到民间认同的传统的儒家思想，于是就树立孔子为偶像。”
　　当然，孙大午用儒家思想来治理企业，不仅因为它有群众基础，更因为它在企业管理中是非常有效实用的。孙大午的母亲信佛，父亲信道，这对他都有很大影响，但是他觉得这些思想有些拔高，而儒家思想没有拔高，非常实用。孙大午说：“儒家的文化是一种道德的文化，道德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对人人都有好处，你货真价实公平买卖，大家都找你，你就发财了。”
　　但是要让这样的文化变成企业里每一个员工潜移默化的行为，是十分困难的，不能仅仅靠“自然形成”。孙大午说：“见钱都会动心，要守住自己相当不容易。”
　　于是从1992年开始，孙大午开始在企业里讲 《论语》，每个月讲一两句，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时为了让大家深入认识，几个月反反复复地讲一句。那时大午集团只有一两百人，孙大午不只讲《论语》里的原话，还善于把大道理变成大白话，变成故事，跟平常的生活和工作联系起来，讲给员工听。有一次，他讲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在路上见到十块钱要不要捡，他说，“这个钱是便宜，不要捡。”他反复对员工强调，这种便宜不要占，只有靠勤劳道德的致富，才安全可靠。虽然员工中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在孙大午“专门开会讲了好几次”之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意义，逐渐被了解和接受。
　　讲道理、讲故事只是一个方面，一种价值观能够深入人心，还在于它体现在企业高层领导的日复一日的领导行为中，特别是决策中。孙大午的弟弟孙二午在大午集团中曾负责饲料厂的工作，那时候有个豆饼的供应商叫庞乐，跟大午集团的合作已有多年，互相信任，所以他送来豆饼后，就直接到屋里喝水去了，材料的称重都是大午集团的员工做。有一次一个新来的职工，一看庞乐不在，不称重就直接把豆饼往厂房里搬，偷偷留下一个饼，就是赚10块钱。老员工知道这件事后，及时告诉了孙二午，孙二午立马找员工谈话，并做了处分。
　　还有一次，北京有个贸易商来订他们玉米食品厂的货，大午集团的包装是每袋25公斤，贸易商要求装24公斤，他按照这个重量给钱，但是包装上还印25公斤。当时负责这事的是孙二午的一个表兄。公司高层知道这件事后，这个表兄被撤了职，后来一直做技术工作，再也没有提到管理岗位上来。大午集团后来也没有再跟这个客户合作。“做生意要讲仁讲义讲良心，我们50公斤装的饲料实际重量都要多三两，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浪费，任何时候都得保证产品交到消费者手中是足够的。”现任集团董事长的孙二午说。
     无论是对供应商，对消费者还是对客户，孙大午都秉持着一样的道德经营的标准。大午集团的鸡笼厂草创时，有个山东客户，一次汇来5万元订货款，要求两个月之内送货。就在发货过程中，钢材的市场价下跌了。孙大午主动把下降的部分让利给了这个山东客户。他说：“市场竞争就是道德、人品的竞争。财富会向有道德的人手里集中。”
　　为了让大家的感受更直观，孙大午在硬件上也花起了心思。1997年他去欧洲，在德国科隆大教堂，人们虔诚的祈拜让他深受震憾。回国后，他在大午集团内修建起了一个敬儒祠，中间塑孔子像，左边站着子贡，右边站着子路，壁上写着一个大大的“仁”字，同时在祠里塑着的，还有关羽和岳飞，关羽取一个“义”字，岳飞取一个“忠”字。初一十五的时候，常有人自发地来致敬。离敬儒祠不远处的花园里，还有惠儒亭与之遥相呼应。
　　孙大午曾经胸怀作家的梦想，还参加过中国地质大学举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班。现在，他把文学上的才情用到了公司的宣传语上，产品的广告上。他在敬儒祠门前的廊柱上写上“地荒存天理，教疏润人心”，工业厂区的影壁墙上写上“名不苟得求美誉，利不虚受血汗钱”。他给水业公司的大午甘泉写广告词：“大午的天是蓝的，大午的水是甜的，大午的人是善良的。”
　　孙大午说：“为什么孟母三迁？就是因为环境能够育人，环境能够改造人，能够熏陶人。”
　　企业文化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最有说服力的体现可以说是在2003年孙大午出事的时候，那时孙大午利用民间资金的做法被冠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罪名，他、副董事长、总经理、两个财务处长、三个财务人员全部被抓。大午集团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各个厂独立运作，每天记几十万的流水账。在孙大午入狱158天的日子里，员工没有一个人趁火打劫，也没有一个人落井下石，中层干部没有一个人掉队。孙大午出来后，重新建账，上千万的流水，只有2,000元对不起来。连检察长都对孙大午说，“你们的企业是个奇迹。”孙大午在向我们讲述这个结果时，非常骄傲：“学了这么多年《论语》，他们知道，不义之财不取，他们忠于事敏于行。”
　　周而不比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这是孙大午在两个弟弟加盟公司时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这句话从那时（1992年）起，就成为孙大午处理兄弟三人关系的一个准则。
　　孙大午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让人们彼此团结而不是勾结呢？那就要有共同的志向，而不是暂时的利益。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益不会是永恒的，一旦分配不平就会分裂。志向是永恒的，有永恒的目标，就有永恒的团结，就不会分裂。”孙大午说。
　　孙大午的志向，是要建一个大午城，要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之路。那时候孙大午已经公开表示，自己的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企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但是孙大午却不这么认为，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以此为旗帜，凝聚队伍。他表示：“当领导人要有一个旗帜，没有旗帜，就凝聚不起队伍来，大家就是一盘散沙。”
　　实际上孙大午的两个弟弟在加入大午集团之前，在当地都是小有成绩的人。二弟孙二午做些小生意，家境丰厚，三弟孙志华做副乡长，也有亮堂的前途。但在孙大午眼里，三兄弟的志向不应局限于此。他对两个弟弟说，咱们集合在一起，不是为了个人挣钱，咱们团结起来，是要干一番事业。个人富了不算富，有本事咱们兄弟三人把这一带老百姓带富起来，给徐水县（大午集团所在地）做贡献，给国家做贡献。不论财产属于谁，关键是我们给社会创造了什么财富，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孙大午的理想得到弟弟们的认同，在兄弟三人十几年的合作中，虽然对工作难免有不同看法，但“从没有为财产打过架，没有为私事红过脸”。现在，孙大午做监事长，相当于家族委员会的领导，基本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孙二午任集团董事长，而孙志华则负责大午温泉城的工作。兄弟三人各凭能力做事，都在挣工资，孙大午的奖金还只有孙二午的一半。
　　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孙大午作为一个领导者为企业树立意义和目标的非凡领导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是个做思想工作的高手。他很善于管理家族成员。他用简单的“君子周而不比”，一面表达了自己将大家视为君子的胸怀，另一方面将他们的合作关系确定下来，避免了家族成员利益的纠结，也避免了与其他企业高层之间的矛盾。
　　以直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